直言之，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从西方搬来思想和理论并不困难，而这些思想或理论能否以及如何应用于现实中国，却不完全由思想、理论自身说了算。
当康有为激进主义风头正劲之际，张之洞非常着急地向他寻求对策，梁鼎芬告诉他的幕主，对那位猖狂悖谬之士不用考虑时机是否妥当，应该立即进行声讨和批判。康有为在南京逗留了十多天，双方都有相见恨晚之感，两人之间的交流既亲切也深入，各自都从自己的愿望出发对对方表达欣赏和赞扬。
作为居处于等级序列的上端这一角色——统治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，他可以影响这一秩序，甚至可以通过理智的、合法的途径改变这一秩序，但不会去颠覆它。与此相联系的第二点考虑就是，只有建立内阁制才能满足袁世凯自己的野心，他天性喜欢揽权，揽最大的权才是目的。仅隔了一天，他再次给杨锐和侄子发去密电，似乎到现在他才弄清楚调令的建议者是谁。行动者的智慧是识时机、懂分寸，警觉审慎，进退有度，通过灵活变通的策略寻求问题的解决：行动者实践性地组织他们的行动，而不是寻求满足逻辑连贯的形式标准。正因为此，自《劝学篇》刊行以来海内外对其研究就从未中断过，也留下了丰硕成果。
习性在特定场域中不断地得以建构并形成一种自然倾向。它指的是空间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。守旧通常被视为智识问题，并不涉及忠诚。
影响力的大小与介入影响的方式有关，而行动的方式、方法又与行动者的习性之间存在关联。像张之洞这类通过科举之路挤进官场的读书人，要取得升迁和顺利地履行自己的职务，除了遵守必要的书面规章法条之外，更需要广泛的人脉和发达的关系网络，只是照章办事，则会一事无成。身为地方官员的张之洞非常注重情报工作，随时了解清廷高层以及康有为一派的政治动向。张之洞凭借他几十年的官场经验，看到了这些激进的言论可能带来的政治麻烦。
朱婷婷：《张之洞的〈劝学篇〉研究》，东北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。他善于洞察朝廷的用意，只在许可的范围内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，而不是激进地去冒犯它。
那本文为什么要选择张之洞作为分析对象呢？这主要基于以下考虑。他不追求财富，注重的是智力与德性的培养，非常在意自己的节操和工作成效，因此而受到皇帝的嘉奖。（同前注[24]，茅海建书，第353页。[13]而张之洞本人也是一个勤奋用功的学生，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，通宵达旦不睡觉是常事。
他不会背叛朝廷，却又真诚地希望朝廷能够开明、开放，放大眼光顺应现代大势，这也可以解释他入枢之后念念不忘先召开国会的原因。袁世凯作为晚辈，对张之洞并不缺乏尊重，他知道这位老总督在同僚之间的分量。这话听起来有点抽象，还原为生活世界的语言更容易理解。她若只想守住祖传的家业，这些人就在守摊子上处理各种关系。
他希望这位前辈不要把分歧看作是对其地位的挑战和政治上的威胁。知道他不愿干，又想让他试试。
[23]参见前注[4]，戴维·斯沃茨书，第142以下。1901年，该译本以同一书名在英国的伦敦、爱丁堡等地出版发行。
同前注[24]，茅海建书，第41页以下。[61]参见张之洞：《刘制台来电》，载《张之洞全集》（第十册），第8535页。一个为统治者的改革出谋划策的文本不管自身价值几何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：它能够递到统治者的手里，而且还能被接受。因是之故，1898年4月，张之洞即便入职清廷中央核心部门，他也难以有什么作为，更不可能改变中国政治的走向，这或许是他内心真实想法，也是他告诉自己的亲信和朋友不但不想高升，反而打算就此退隐的原因。如果满清贵族继续自私地把持特权把自己封闭起来，那么，中国只有死路一条。猜忌是容易的，也是最容易伤害信任根基。
非常遗憾，改革方案除个别条款与预备立宪有关之外，绝大部分的内容都与此无关。在张之洞许可和支持的报纸上，他们着力介绍和宣传康有为《新学伪经考》《孔子改制考》为代表的康学，这是张之洞在学术上极为反感的儒学主张，而且在政治上也容易产生另一种联想：康有为是把自己隐喻为当代的孔子、变法维新的祖师。
当然，在张之洞那里，纲常名教作为一种精神资源，它是中国人生命价值的依托，也是作为君子的行为规范，但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肉身。前月刑部主事吴某……递一条呈，乞堂官代奏，不过谏止办庆典之事，而各堂官变色伸舌，以为语有违碍，断不敢代奏。
思想可以就思想而思想，可行动——尤其是有志改革的官场人物的行动却必须审慎地权衡局势、盘计利害。[73]张之洞：《读白乐天‘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》，载《张之洞全集》（第12册），第10586页。
这是一个完美的书写策略。岂知人感天方感，泪洒香山讽喻诗。暂且不论张之洞是否真正理解liberty一词的意思，但作为一个向中国高层提出改革建议的文本，这种表述有另一层意思。有的是为特定事项临时所用，有的是其长期的情报提供者。
考试试卷是由慈禧太后判定的，是她亲手把张之洞的考试成绩最终确定为第三名。） [14]据当事人的叙述，张之洞一般是下午2时开始入睡，到晚上10点起床工作。
了解这诗背景的人都知道，张之洞是用诗中的对手李林甫暗喻李鸿章。他不会给最高当权者出馊主意，这是他所受的教育和处世原则都不允许的。
袁世凯推动责任内阁制有利益上的两个考虑。张之洞的崛起，与当时的背景有关。
而他的实践知识又来自一个特定场域——官场，他必须在这个场域中站定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位置。总督在自己的辖区允许并在财政上支持他们办报纸，而他们却利用报纸为自己的学说做广告搞宣传，这多少有点以公肥私的嫌疑。正是这种复杂的表述技巧，才使《劝学篇》两线都取得了胜利：因为内篇，保守主义把他看作是同路人。他与李鸿章是竞争对手，但在1900年的庚子之变事件中通过合作形成了东南互保的格局。
他不会顺从最高当权者的错误决定，但也不会公开抵制。让他不能容忍的是，现时的军机处恰好由两位趋新的实权人物把持。
思想与行动在中国始终依据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。随着各地兴办现代化军事和现代企业，京畿之外的一些省份变得更加财大气粗。
清廷裁定，中央先成立资政院，作为国会（议院）的过渡机构，地方成立议会性质的咨议局。它主要表现为利益，包括物质性利益和荣誉性利益。
